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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尺牍看明人
浏览次数:445  |  发布时间:2017-12-10  |  来源:中国华人书画网  |   返回上级 
摘要:从尺牍看明人

  与某人书 袁宗道

  五律小品 徐霞客

  何国庆

  明代文人生活史的研究,近20年来累积了非常丰富的成绩。相关史料来源非常广泛,举凡诗集、文集、方志、家谱,都有不少记载。然而文人生活最直接的史料,其实来自于鱼雁往返的尺牍。尺牍所谈多是生活中的交游、文学、书画创作、出版、饮食、官场文化等。所涉范围之广大,内容之真实,文人气息个性尽藏于其中,远非经过筛选的诗文集所能相比。

  翻检明朝史事,通才博物型的大师级学者为数众多,略举几通尺牍与读友分享。以王守仁(阳明)为例,大多数人知道他是一位大思想家,其“心学”思想包含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的自由色彩。但很多人可能不晓得,王守仁也是杰出的兵学家,他曾经平定南赣与两广的匪乱与民变,一生最大的军事功业乃是平定江西宁王宸濠之乱。嘉靖皇帝即位后,念王守仁平宁王之乱有功,敕封其为“新建伯”以表彰其功勋。有一通尺牍,是他37岁写于贵州,正当“龙场悟道”,奠定其一生心学体系的关键时期,内容所述人物身份的确认,更是弥足珍贵。对照阳明弟子邹守益的信,提到“青阳新建阳明书屋于九华,同志诸友命记其成”,因此他写成《九华山阳明书院记》,可以在邹守益文集得到参证,也显见其推广阳明学的热情与用心。

  方以智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,也是很有见地的科学家,他的科学见解集中于《物理小识》一书。此外,他为了让中国与西方世界能共享文化资源,大胆提出汉字拉丁拼音化的文字改良刍议,并拟出一套完整的系统,比“五四”时期鲁迅、钱玄同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。这件尺牍写给他的老师余扬,当时方以智已在江西寿昌寺出家,信文提到先前曾作一文二诗为老师祝寿。后文感叹自己多年来辗转漂泊,负慝偷安。相较于方以智《物理小识》,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应该更为人所熟知。偶然得到涂绍煃的尺牍,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。后来读到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自序,提到一位出版赞助人竟然就是涂绍煃。序文中说,以自己的财力,无法刊行《天工开物》,但是“吾友涂伯聚先生,诚意动天,心灵格物,凡古今一言之嘉,寸长可取,必勤勤恳恳而契合焉。昨岁《画音归正》,由先生而受梓。兹有后命,复取此卷而继起为之,此亦夙缘之所召哉。”宋应星生动刻画了涂绍煃积极资助出版事业的历史形象。从这段文字我们清楚知道,没有涂绍煃的解囊相助,就没有《天工开物》这本巨作的传世。

  清初的大思想家中,影响最深远的要算是顾炎武与黄宗羲。顾炎武的信写给文学大家归庄。归庄与顾炎武齐名,时有“归奇顾怪”之称。顾炎武说,归庄先前两次所寄诗文皆已拜读,认为归庄的诗稍流入宋调,应该“通经学古,以救时行道”。黄宗羲写给郑梁的信,提到至昆山徐干学家传是楼观其藏书,并挑选徐氏所藏之宋元文集雇人抄写,将近千册,实为快事。此事应是为手边正在撰写的《宋元学案》搜集资料。凡此种种,皆可见当时文人交游之情景,所述学问诸事也可补年谱之阙。

  明代文人结社风气绵延近三百年,大盛于晚明时期,其中以复社气势最盛。搜罗复社成员三十人尺牍,其中各有七人写给杨廷枢(维斗)、许元桢(伯赞),所言诸事有相当篇幅讨论关于科考制艺文编选。以复社当时在科考与时政的影响力,大江南北学子莫不蜂拥入社,以求能在科考上鱼跃龙门。又例如复社主盟张采写给杨廷枢的信讲到,“读书之暇,可稍寻经世,或荒政,或数学,苟有益于用者,得一分是一分”,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,正可体现复社“兴复古学,务为有用”的经世济民精神。

  复社之兴盛,不论在成员或精神上,都与东林无法割舍,当中有传承之血脉。东林诸君子尺牍,颇能见证当时的政局世态。缪昌期给侄子缪尊素的信,写于尊素即将赴京赶考,缪昌期祝福他考试顺利,并叮咛外出并须“慎言、慎动、慎交游”。缪昌期另一封信写给东林魁首顾宪成,信文中提到的《尚行精舍记》,现可见于顾宪成《泾皋藏稿》卷十。顾宪成于万历二十六年,与苏州、松江、常熟、太仓、嘉兴、宜兴等吴中文人期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旁研讲,一时贤朋满堂,名播天下,史称“龙山胜会”。《顾宪成年谱》卷三提到,“龙山胜会,不减鹿洞、鹅湖”,可与此相左证。而这件尺牍的传世,也提醒后世学人,晚明龙山胜会的规模与影响力,足可媲美朱熹在鹅湖、白鹿洞书院的讲学,乃学界不朽之盛事。

  高攀龙写给六弟信中讲道:“吾邑遽失顾先生,一大变也。”即指顾宪成谢世一事,高攀龙因为“顾先生新丧”,所以“不酒肉”,也可见东林人士对顾宪成的景仰与推重。另一封写给七弟的信,高攀龙讲到自己的近况:“今年遇凶神恶煞,作事之拙,穷天极地”,但也勉励七弟“然否极者,有泰来之机,望弟勿自隳也”。」

  又例如杨涟信札起首即感叹:“今天下独不得实心任事之人耳!”如今虏患未灭,军士“家无宿饱”,而“京师无所凭借,不足当长城一面”,国事败坏的原因乃出在“人”,用人不当,国势也无有起色。通读此信,可见得杨涟以国家君主为己任之心,以及对君子蒙尘,百口莫辩的忧虑之情。

  再回来看看书画家的尺牍,里头也有非常生动的文人生活场景。文彭写给上池的信,内容关于篆刻创作,从信文可知上池的身份除了负责文彭篆刻的应酬交易,本身也是一位医生。又,关于润笔之事,自古有之,然文人都不便明讲。从董其昌的信上,我们知道先前收信人寄去稿件,请董其昌作序,董说作序乃举手之劳,不必酬金,只要求文征明之画为润笔之资。我们在展阅尺牍之际,似乎也见到董其昌快言快语的自信豪情。

  尺牍中的“家书”,见证文人生活中的亲情。陆深写给儿子陆楫,信中所言“康宁家书”,也就是远行在外报平安的意思。陆楫传承优良家风,是先进的经济思想家。陆楫反对“禁奢”,他认为节俭虽对个人和家庭有利,却对社会发展不利(富人奢侈可以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,使社会愈加繁荣。这样的想法颇类似现代社会鼓励消费、增加商品流通的概念)。陆深家族在上海历史上影响深远,陆深告老回乡后住在浦东老家。明朝中叶,上海地区饱受倭寇之扰,百姓决定筑城抵御,然而却缺乏资费。这时陆深已经去世,梅夫人却义不容辞慷慨捐赠了五百亩田、二千两银子,还主动承担了建筑小东门的所有材料和人力。现在陆深的旧宅虽然早已不存,但是陆家嘴、陆家宅等地名,都保存在上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中。

  孙植写信给儿子孙成泰,听闻儿子的教师称赞其子乡试所作的题试“文格超伟,且有理趣”,相当欣喜。后文说家中上下俱平安,孙儿壮实易长,并要儿子好好游览金陵,并且务必要到亲友故旧家拜访,为孙植致意。信文末,孙植还不忘嘱咐儿子多结交良师益友。孙成泰后来荣登万历五年(1577)进士。万历二十三年(1595),文坛才子袁宏道初登官场任吴县令,当时苏州知府孙成泰得知宏道整肃官场,清理税赋大有成效,因此颇赏识宏道并大力支持。孙成泰重教化,曾于万历三十二年(1604)刊行戚继光所著兵书《继效新书》。检阅孙成泰事迹,再回过头来看孙植的家书,为人父亲的期望果真得到回报了。

  兄弟间的情谊,也常见于明人尺牍中。项元淇给三弟项元汴的信,很能再现文人日常生活即景。元淇与施静斋在禅房见面,请小弟来一同吃饼,元淇说:“即至为妙!”要是晚来,饼大概就被吃完了。

  明人尺牍所载繁复,相对于正史与诗文集,尺牍文字直接抒发情感,读其信如见其人,当中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,总让观者读后一唱三叹,掩面沉思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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